第一任 牛惠生院长

牛惠生,男,1892年生,上海市人。1910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深造,1914年获医学博土学位。同年7月赴新斐德福城圣路加医院任外科医师。1915年他回国,任上海哈佛医学校解剖学讲师。1916年再度赴美,先后任波士顿加尔纳医院、儿童医院、麻省普通医院和霍布金斯医院骨科医师。1918年回国,主持北京协和医院骨科。先后担任北京医学会、北京圣约翰大学毕业同学会、哈佛大学毕业同学会及华北留美学会秘书及美国医学会和骨科医师协会会员等职。

 1920年他返沪开业行医,兼任西门妇孺医院、苏州博习医院和杭州广济医院骨科医师。1922年起先后担任上海红十字会医院总办,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外科主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及沪江女医学院教授。1927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医监理委员会委员长,1937年任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和中山医院名誉院长等职。

牛院长是我国最早的骨科专家,医德高尚,技术精湛,为中国骨科事业奋斗一生。陈赓将军1927年和1932年两次严重腿伤,辗转来沪求治,均由牛院长和他兄弟牛惠霖精心治疗,终将伤腿治复。1928年,牛院长和他兄弟牛惠霖创办中国最早的骨科医院——上海骨科医院,拥有医师21人,护士24人,病床75张,全年住院病人近千人。1932年“一·二八”战争期间,牛院长和他兄弟牛惠霖与宋庆龄、何香凝等积极组织救护工作,在上海和苏州两地设立伤兵医院,指挥并参与救治大批伤病员。1936年在杭州广济医院创办残废儿童院,专门收治无家可归的残废儿童。1930年,他被选为中华医学会第八届会长,任期内实现与中国博医会合并,消除了国籍界线,加强了医界团结。

牛院长献身医疗卫生事业20余年如一日,1934年身染白喉,继发慢性肾炎,病情日重,他仍积极参加医事活动。1937年日内瓦万国外科协会授予会员衔。同年54日病逝,设奠之日,医界特为之公祭。他遗嘱将所有仪器捐助杭州广济医院骨科,充实设备。图书资料全部赠予中华医学会图书馆。其夫人徐蘅女士捐赠牛院长遗款10000元给中华医学会充作图书经费。为表彰其功绩,中华医学会图书馆改名为“牛惠生图书馆”。1939徐蘅女士又向医学会捐助4000元美金,支持骨科学的研究。

 

 

第二任 应元岳院长

应元岳,男,1896年生,宁波市人。1921年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获美国康乃狄克州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1924年,赴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研究内科学。翌年转赴英国伦敦热带医学和卫生学学院攻读热带病学。 1926年回国后任浙江绍兴福康医院内科医师。1927年在国内首次发现并诊断肺吸虫病。1928年应第四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前身)的邀请,担任热带病学、寄生虫学和实验诊断学副教授,1932年任内科学教授。1933年在印度加尔各答英国皇家热带病研究院进修,被授予热带病学博士学位及金质奖章,为我国获得此奖章的第一人。应院长学成归来,继续在上海医学院任教,并兼任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和中山医院院长。1939年上海医学院内迁,应院长迁校先遣队入滇,在昆明白龙潭办学。1941年又随校转迁重庆继续任教,并任中国红十字总会医院内科主任等职。

1949年受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前身)之聘,担任内科学系教授兼主任。1957年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还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卫生部专家组成员及医学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名誉顾问、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华内科杂志》编委、《解放军医学杂志》编委会主任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第一至四届上海市人大代表及第五届上海市政协委员等职。

应院长一生著述颇丰,曾发表《关于人体肺吸虫病在我国大陆的首次发现》、《霍乱患者体内霍乱孤菌存留时间》、《血内恶性疟原虫的数量与临床发作的关系》等论文40余篇。主编《军医参考》及丛书《传染病学》、《内科学》和《内科手册》。他积累多年经验和研究成果编写的我国第一部《热带病学》专著,3次修订再版。

他在我国医学园地辛勤耕耘70余载,成就卓著,声望甚高,学生遍布全国。不少国内医学界知名专家和学者都曾受教于他的门下,无不赞誉他的高风亮节和治学精神。

他在弥留之际留下遗嘱:1.丧事从简;2.死后遗体捐献给学校作医学解剖;3.家属子女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第三任 沈克非院长

沈克非,男,1898年生,浙江省嵊县人。1924年毕业于美国西余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后留任该校教学医院外科医师。1926年回国,历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医师、芜湖弋矾山医院外科主任。1930年在南京参加筹建中山医院,曾任外科主任、副院长、院长,并兼任南京军医学校教务长,授少将军衔。1941年出任国民政府卫生署副署长兼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医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印度领导医疗救护工作。抗战胜利后,辞去卫生署副署长职务,受聘于上海医学院教授兼中山医院院长、外科主任。

1950年,他率领第二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赴东北,任医疗技术顾问团主任顾问。1952年受命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副院长。1959年调任上海第一医学院教授、外科系主任、副院长兼中山医院院长。

沈院长以其外科技术享誉国内。早年曾设计肠道无菌吻合术。1950年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创建神经外科,并成功地为一名脑瘤病人摘除右额叶的巨大肿瘤。他首创直肠折叠术和大网膜腹膜后固定术等新手术。主编我国第一部大型《外科学》,数年内5次再版。还编写出版《腹部外科手术学》、《神经外科手术学》等书。

他曾多次出席国际性学术会议。1944年出席在伊朗召开的中东医学会议;1946年出席在秘鲁召开的第五届国际外科学会,同年作为我国医学界首席代表赴美国纽约参加筹建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1956年参加在波兰召开的国际医学会议;1957年又出席在墨西哥召开的国际外科学会年会。并担任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国际外科学会中国分会的负责人之一,也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以及全国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

 

 

第四任  黄家驷院长

黄家驷,男,1906年生,江西省玉山县人。1933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曾任嘉兴府知府,父亲任盐运史,35岁时死于大咯血。他5岁丧父,5个叔伯亦相继因病早逝,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就萌发要当一名医生的志愿。他聪慧好学,不满足私塾的一点古文知识,13岁时瞒着母亲随堂兄到省城求学,后又投考天津南开中学。高一时,他竟提前两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门庭森严的协和医学院。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他和同学们激于义愤,冲破协和的禁令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的行列。1932年日军进逼长城古北口,他参加协和医疗队,奔赴热河前线。193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协和医院任外科住院医师。期间,他接受严格的临床外科正规训练,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1935年,他转至国立上海医学院任教。1937任主治医师,同年“八一三”事变发生,他勇挑国立上海医学院医疗队副队长的重任赴无锡筹建伤兵医院。上海沦陷后,他不甘当亡国奴,毅然暂别妻儿,只身随上医内迁昆明、重庆,艰苦办学。1939年晋升为外科讲师。194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官费留美,是20个名额中唯一的医学专业的留学生。1941年去美国密执安大学医院胸腔外科学习。 他基础扎实,在导师指引下较快掌握胸外科技术,。1943年在美国曾结合临床研究结核性支气管炎的病理学理论,同年获外科硕士学位,并通过全美专家考试取得外科专家称号。他是美国胸腔外科委员会的创始委员、美国亚历山大胸腔外科学会会员、也是美国莱门·布鲁尔国际外科学会名誉会员和国际外科学会会员,名列美国《世界名人录》。留美期间,他还担任密执安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每两周组织一次中国建设讨论会,立志学好本领,报效祖国。1945年德、日法西斯相继覆灭。他不为美国优裕待遇所动,持美国外科专家和外科学硕士两个证书回到祖国,决心为开创中国的胸外科事业披荆斩棘。他迫不及待搭乘太平洋上第一班通航的美军运输机回国。三天三夜的颠簸飞行,在印度转机时行李丢失,但完整无缺地带回整套开展胸外科手术的器械设备。回国后,他先到重庆参加上海医学院迁沪工作。到了上海,他一面在上海医学院执教,一面在附属中山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从事胸外科的创建工作。不久即开展了肺结核、肺化脓性感染、食管肿瘤和先天性心脏血管畸形等胸外科手术,他还帮助澄衷疗养院(现上海市第一肺科医院)、国防医学院(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开展胸外科的业务。当时不少人劝他联合开业,增加点收入。他笑笑说,“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的胸外科医师”。他利用带回国的手术器械,较早地在国内开展各种类型的肺切除术、食管切除术、动脉导管结扎术和心包切除术等。

解放后不久,他被评为民主教授,出席陈毅市长召开的座谈会,被选为上海红十字会医院工会主席和上海市医务工会副主席。同时被聘为上海医学院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1950年,他出席了全国卫生会议和中华全会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同年冬朝鲜战争逼近鸭绿江,他带头报名参加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奔赴东北前线,担任总队长兼第二大队大队长。年底,他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1951年他在我国首先报告食管胃颈部吻合术,扩大根治范围,减低了手术死亡率。 1952年上海医学院改组,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他被任命为副院长兼中山医院院长。

在繁忙的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之外,黄院长始终坚持教学和医疗工作。他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积极开展教育改革,吸取苏联专家有用的科学管理经验,进行学科建设,加强基础理论和临床应用的科研工作,提倡“三基三严”,取得显著的成绩。他不仅在中山医院和华山医院建立了胸腔外科,还帮助原国防医学院(现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中美医院、澄衷医院(现上海结核病防治研究所)开展胸腔外科工作。他一手创建的胸外科亦发展到96张病床,成为提供医疗服务、开展临床研究和培养专业人才的重要基地。

黄院长针对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肺结核病发病率逐渐下降,肺癌病例相对增多,而肺癌早期易被误诊为肺结核或炎症。他又著文呼吁重视肺癌早期诊断,并亲自开展气管、支气管外科手术的动物实验研究。1955年,他应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候补委员。1956年参加制订全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同年他总结了对肺结核病施行外科瘘陷疗法和切除疗法l376例的经验,组织上海市胸腔外科医师进行学术交流,推广提高。并上书卫生部,提出对肺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倡议联合上医、上海第二医学院和南洋医院的力量成立上海市胸科医院.他组建了我国第一所胸腔外科专科医院——上海胸科医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1960年他首先研究支气管成形术和心脏外科体外循环问题,结合当时条件曾对先天性心脏病动脉导管未闭的切断缝合方法做了改进。这些均对当时我国胸腔外科的发展起到了指导和推动的作用。

黄院长是国内外知名的胸腔外科学专家,有广博的基础医学理论知识、精湛的诊疗技术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胸腔外科手术熟练稳重,技巧纯青,思路敏捷,治学严谨,重视理论结合实践,他对肺切除术的手术精益求精,建立正规方法,为学习者所遵循。

50年代后期,黄院长身居领导岗位,仍坚持不脱离临床实践,每周安排手术和查房。院系调整时,协和医院的胸外科并入阜外医院,他到京后即着手恢复协和医院的胸外科,使之成为科系齐全的综合性教学医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患浮肿病,肝大、失眠和便秘,但仍坚持查房、会诊、教学,常不分昼夜战斗在手术台前。1965年,他在协和医院完成首例针刺麻醉下胸外科手术,接着又完成高难度的针麻下外侧切口全肺切除术。此外,他还为各地培养了大批胸外科专业人才,建立和发展了胸外科专业队伍,为我国胸心外科事业奠定了基石。

1958年,他被调任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国家科委医学组副组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和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主任委员。除了全面领导医科院下属的四所医院和10多所研究所外,他与一些专家倡议利用医科院在人才、设备和科研水平上的优势,创办一所高层次的医学院。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任命他为校长筹建中国医科大学。他以极大的魄力和干劲,依靠全体教职员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迎来了第一批8年制医学生入学。从师资队伍、设备配备、校园建设到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等,他都亲自主持解决。1963年教学大楼落成,中国医科大学己拥有27个教研室、212名专职教师的规模。他呕心沥血、兢兢业业,把老协和办学的好经验基本融会于中国医科大学教育之中、例如:严格录取,注重学生基础知识培养、自学和动手能力培养,临床教学设导师制.重视基本功训练等,使今天的协和医科大学成为国内外闻名的一流大学。

粉碎“四人帮”后,他满怀激情投入医科院和医大的整顿恢复工作,5个研究所从偏僻山区要迁回,已解散的医大要恢复,百废待兴,困难重重。古稀之年的黄家驷,为事业献身的勇气气和毅力不减当年,他团结同志,百折不挠,知难而进,继续为医学科学和医学教育事业奋斗。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出现许多新兴学科。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确定生物医学工程学为一门独立学科。他以极大热情担负起新学科的筹建工作。

黄院长对新中国医学的现代化贡献是巨大的,因而受到党和国家的信任,得到了人民的爱戴。195110月他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并作大会发言。同年111日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刘副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亲切接见。1955319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一、二、三、四届全国人代会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8年以来,他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名誉院长,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国家科委医学组副组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明评选委员会副主任和国家科委生物医学工程组组长。他还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外科学会会长、中华医学教育学会副理事长、中科院学部委员、苏联和印度医学科学院院士和委员。

黄院长对医学出版事业的贡献很大。他是《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和《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的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的副主编。《中华大百科全书》和《中华外科杂志》的编委。1957年春卫生部委托他主持编写外科学教科书,当时国内还没有—本正式的自编教材。他经过周密筹划,组成6人编写小组,定出编写原则和提纲,分工合作,稿件集中后,他一丝不苟地每章每节进行修正,于第二年冬,先印成讲义在少数医学院试用,并分发各地外科教研室征求意见,在定稿前,他仍细心通读,这本全国医学、卫生,儿科、口腔专业的外科学教材于1961年春出版。这是我国较早的一本外科学专著,对训练青年外科医师发挥了积极作用。1983年至1984年,他还组织编写了《外科学》的第四版——《黄家驷外科学》。在他的晚年虽退居二线,仍精神饱满地专注于事业,争分夺秒地笔耕。1984年,他不顾病后体弱,埋头工作。他主编《外科学》要大量充实内容,再版将成为大型外科参考书。他日以继夜查阅文献,先写成《胸部损伤》一章作为蓝本,赶在5月份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召开《外科学》编委会讨论第四版的编写计划。513日他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514日主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在赴会途中因心脏病复发与世长辞,终年78岁。
  黄院长逝世后,《外科学》编委会开会,决定由吴阶平、裘法祖两教授继续他的主编工作。为纪念他对发展外科学的卓越贡献,编委们一致决定此书定名为《黄家驷外科学》。中华医学会追授予他 “胸心血管外科科学进步贡献奖”以表彰他一生致力于医学教育事业,发展我国胸心血管外科的突出贡献。

 

 

第五任 崔之义院长

崔之义,男,1908年生,安徽省太平县人。1926年考入北京燕京大学医预科,1929年转入协和医学院,一年后又转国立上海医学院就读,1935年毕业。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兼任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外科医师,4年后升任总住院医师,1943年升任副教授。1947年留学美国,先后在波士顿哈佛大学医学院及麻省总医院外科进修。回国后任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外科主任、院长兼华东医院首任院长和中山医院院长。

    崔院长勤学苦练,理论扎实,技术精湛,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医学院毕业后仅2年,即能准确熟练地施行脊椎手术及肾切除手术。40年代的中国外科,对急性阑尾炎的处理,腹痛起始超过一定期限,或局部已有脓肿形成时,多采用保守疗法。而这种治疗方法,往往容易引起穿孔及腹膜炎等并发症,由此会延长病期,甚至带来严重后果。他认为保守疗法是消极的,不可取的,必须进行改革,积极的办法是采用外科手术,一次性消除病原,以取得根治效果。他对急性胆囊炎的处理,也主张在急性期内就施行手术,不必等急性期过后再作手术。通过临床证明行之有效,避免了保守疗法可能给患者带来的不良后果。1943年及1949年分别在外科学会作70例和150例病案分析报告,引起医务界的极大关注,从此这项新措施得以广泛推广。

 1950年,崔院长为解决大血管创伤的治疗问题,大胆设想用国产丝绸试剂人造血管,以代替进口人造纤维血管。在动物实验的基础上,于1957年首次为右侧大腿动脉患血管瘤的农民,置换了一根长达llcm的真丝人造血管,手术获得成功。他与协作者不断总结提高,于1959年制成我国独创的无缝具环状皱褶的真丝人造血管,在《中华外科杂志》上发表多篇有关论著。《真丝人造血管—实验研究和临床应用》一文在罗马第20届国际外科学会议上宣读,引起国际外科学界的浓厚兴趣和赞赏。

  他极其重视基础理论、临床实践和预防医学。在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期间,积极领导

医学教育改革,亲自参加示范性讲课实践。他虽年逾花甲,不顾自己患有老年性气喘,坚持下农村巡回医疗,亲手为一位96岁的老农做切除阑尾手术,治愈了腹膜炎,使之恢复健康,成为百岁老人。他身为医学院副院长,仍坚持每周到中山医院去进行指导性查房。为使学生掌握技术,他不厌其烦,细心做示范手术,参加疑难病例讨论,毫无权威的架子。对待病人他总是竭尽全力。1959年,为抢救一位大面积灼伤的病人,毫不迟疑地将自己刚刚故世的父亲皮肤捐献给患者,

植皮后病员得救,真正做到了完全彻底为病人。同时也严格要求下级医师和实习医师,对待病人不得有半点疏忽。他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其中有许多人已成为我国医务界的著名专家。

崔院长为祖国的医学科学事业呕心沥血,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才华。

 

 

 

第六任 林兆耆院长

林兆耆,男,一级教授,19072月生,上海市人。是我国著名医学家、医学教育家,我国内科消化病学奠基人之一,对我国消化系统疾病专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19316月,他从中大医学院毕业,学业成绩名列前茅,即受聘任上海中国红十字总医院助理住院医师,第二年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助理住院医师。19338月,考取中英庚颖奖学金赴英国留学,先在利物浦大学热带病及卫生学院学习半年,取得毕业证书。以后又在伦敦各教学医院实习、进修,曾师承赫斯特教授,学成后,于193611月回国,应聘为上海医学院内科学讲师。翌年8月晋升为副教授。1945年晋升为内科教授。自1945年以后,历任上海中山医院和上海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内科系主任、副院长、院长,上海医学院内科系主任和医疗系主任。195212月被中央核准为一级教授。19922月逝世。

    林院长是上海医科大学专家委员会委员,一级教授,曾担任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主任、内科学院副院长、中山医院院长和内科教研室主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名誉顾问,内科学会主任委员。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第三届政协委员,第五届政协常务委员。

他对医疗业务精益求精,对病人认真负责。即使工作再繁忙,也坚持早晨阅读医学书刊。他十分重视第一手材料和基本功的作用。在四十年代教授和主任职务时,仍参加乙状结肠镜检查门诊,并亲自操作。他早年从事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研究,在医学院毕业后的第二年,即发表过《—例伤寒患者的霍乱弧菌菌血症》的报告,他从骨髓涂片检查黑热病小体的方法中得到启发,于1940年首创用骨髓培养法诊断伤寒、副伤寒、葡萄球败血症及其他全身性细菌感染,并对伤寒、副伤寒中的胆汁、骨髓、血液、粪、尿等培养及肥达氏反应进行比较研究。1940年至1948年先后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发表了六篇具有指导意义的论文,引起国内外医学界的重视。当时英国柳叶刀(Lancet)医学杂志曾转载其论文摘要,并发表编辑部述评,评价甚高。在同一时期,他还对回归热的抗菌治疗、炭疽杆菌脑膜炎、中华分支睾吸虫病、氨苯磺胺之临床应用、消化性溃疡以及多发性胃平滑肌肉瘤等发表过研究报告。19414月他还在美国神经和精神病学纪事杂志上发表《发热病中之出血性灰白质炎》一文。新中国成立后,他又着手研究血吸虫病和胃癌等疾病,曾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过《日本血吸虫病之临床及诊断特征》,《日本血吸虫病之临床观察》及《消化病学之最近发展》等文章。1954年曾参加中国医学代表团出席苏联地方病学术会议。1961年发表了《895例胃癌的临床分析》一文。从1959年起他组织本学院各医院和中国科学院在沪的有关研究所,最先对原发性肝癌进行研究,发表了《原发性肝癌207例的临床观察》的论文,并参加了1962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八届国际肿瘤会议,为尔后上医大中山医院肝癌究的进展奠定了基础。

林院长—生热学医学,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医疗业务、医疗教育和科学研究上,目不旁及,心不二用。他对医疗业务精益求精,十分重视第—手材料和基本功。对病人认真负责,上至国家主席,下至一般群众,他诊病时都同样充满热情,和蔼耐心。他医术高超,深受病家的爱戴。

他长期在教学医院主持工作,他的讲课深受学生的欢迎。他教学查房以条理清晰、分析深入、逻辑性强而著称。他对下级医师严格要求,注意基本功的训练。他活跃的临床思维,启发式的讨论,精辟的结论,使参加者至今仍记忆忧新。他对学生们书写的病历甚至在遣词造句、标点符号上也一—纠正。他既是严师,又是益友。他从不炫耀自己,尽力培养提拔下级医生,许多人都在他的潜移默化中养成了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为上医大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和内科教学模式。

林院长是《实用内科学》的主编,该书我国最早的一部大型内科综合性参考书。1964年他主编出版的《内科学》,这是国内十多位著名教授共同参与编写和评阅的我国第一本高等医学院校教科书。六十年初,他还主编过全国大型辞书《辞海》医学部份的内科学部份。19641965年,他主编过《消化疾病文摘》期刊。从四十年代初期起,他历任《中华医学杂志》的编委和常务编委。

他热学祖国、热学党、拥护社会主义,除医疗工作外,还担任大量的社会工作,并受到各届人士的好评。在“文化大革命”中,虽曾受到不应有的冲击,但他不计较个人恩怨,表现出一个科学家和学者的广阔胸怀。他曾受到毛主席、刘副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并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林院长在从事医学事业六十年中,为祖国的医学科学事业呕心沥血,贡献了他毕生的精力和智慧。他的一生,是热忱爱国的一生,是献身于科学的一生。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俭朴廉洁,无私奉献,严谨的学风,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第七任 裘麟院长

裘麟,男, 19197 15日生,山东省青岛市人。他自幼求学于青岛市胶济铁路小学、中学。1937年夏因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辍学在家。1938年考入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医学进修班学习一年。1939年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1946年在医本科六年制毕业,获医学学士学位。19467月至19486月在国立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即现在华山医院)任外科住院医师。19487 月任外科总住院医师、助教。19507月任骨科主治医师、讲师。195010主动报名参加上海市第一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曾创造简易石膏绷带及用腓骨代替三刃钉治疗股骨颈骨折,克服了当时战场缺乏内固定器材的困难,救治了大量伤员。1950年他写的全国第一篇康复医学文章“骨折后功能恢复的问题”在东北军医杂志上发表。19525月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骨科主治医师,同年7月兼任医务科副主任。1955年代理党总支书记。19566月任外科教研室副主任。19573任中山医院副院长。1960年兼任党总支副书记、骨科副主任。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下放劳动。19694月至19705月任皖南医疗队第一大队第三小队副队长,在当地简陋的条件下,他将安徽东岸公社的一例几乎完全断离的拇指手术再植成功。1974年任医院党总支副书记。197610月任中共上海第一医学院委员会委员。19783月任中山医院骨科主任。19788月至19849任中山医院党委代理书记、院长。   

作为著名的医院管理专家,裘院长对医院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为中国的医院管理工作者树立了榜样。建国初期,各个行业百废待兴,医药卫生事业尤为落后,而西方国家又对我国实施封锁禁运。面对这些困难,他没有退缩,团结全院职工,大力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断创造我国医学史上的新成绩。1957年他亲自组织胸外等科室的医技与机修人员,组成“领导、医务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形式,在上海汽轮机厂等工厂的大力协助下,奋战一年多,终于制成我国第一台静立垂屏式人工心肺机,促进了我院成功开展国内第一例深低温下心脏直视手术,打开了心脏禁区1958在获悉上海江南造船厂试制成功了一台鱼群超声探测器后,他敏锐地意识到超声在医学诊断上的应用前景,就向该厂领导商借该仪器三天,并亲自安排徐智章医师,研究超声枝术在医学科学中的应用,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诊断手段,使我院先后试制成功了AP型、B型超声诊断仪,成为在全国最先开展B超检查的医院在他的关心下,由1959年我院崔之义教授首创试制成功的真丝人造血管应用于临床并推广全国,并在全国率先建立血管外科专科。1973年在他的组织下,泌尿外科与11个有关工厂协作,制成我国第一台平板型血液透析机。同年10月用以抢救了一位误服青鱼胆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的病例获得痊愈。为了开展同种异体尸肾脏移植,他积极做工作安排廖履坦医师转行肾脏病科,开拓肾脏新领域。并经过长达三个月日以继夜的共同努力,在全国取得第一例尸体肾脏移植的成功。他还组织了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成功研制震波碎石机并进行国内首例病人的治疗。在医院这众多的“第一”中,倾注了裘院长无数的心血,充分展现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

在管理工作中,他强调“严字当头”,反复教育全院职工,医疗工作只有严之又严,才能对得起广大病人,才能对得起国家和人民的信任。他紧紧抓住“一切为了病人”的中山精神,针对医疗卫生行业的特殊性,建立健全医院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并参加制定上海医院工作六十条,加强和规范了医院管理工作,使医院管理逐步走上科学化、制度化的轨道。

注重管理创新。早在50年代,就组织开展 “无痛医院”创新管理。在儿科病区推行工作人员不穿白制服而穿花衣服,小儿口服药中加入调味品,做到良药不苦口,直至发展到放射科检查的钡剂中有香甜味,使钡餐变得可口,有利于病人的检查等等。这些工作体现了他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思想。他孜孜以求探索现代医院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把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医疗质量,提升到每个职工的职业道德高度来认识,并在现代医院管理方面提出了“医疗质量是医院工作的生命线”、“为人民服务医务人员必须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医院后勤保障工作要主动积极地、自觉为临床第一线服务”等管理思想。不仅对中山医院的管理起较大的作用,而且对全国医院管理工作者都有很大启发,推进了全国医院管理工作的发展。

在医院管理工作中他善于深入科室,掌握第一手资料,有效解决问题。他实行行政查房,带领各职能科室负责人,定期深入到病区和门急诊第一线、实地了解情况,倾听职工和病人的意见和建议,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他还不定期在夜晚和凌晨,突击检查病区、急症和检验及后勤等部门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边抽查边整改,取得较好的工作成效。该经验后由上海市委教卫办通过简报予以推广。

院长在长期的医院管理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善于总结思考,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知识,并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和发展。70年代,他在全院深入开展“假如我是一个病人”的大讨论,提倡换位思考,发动全院职工学习上海商业系统南京东路、淮海中路、四川北路和豫园商场这“三街一场”改善服务态度的先进管理经验。此后又将这一活动深化,在全国率先提出医德教育问题,并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医务工作者特色的职业道德教育模式。19817月卫生部总结了我院医德教育5条经验,并向全国医院推广,为全国医务人员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起了积极作用。

在他提议下,中山医院在全国首先投资建立污水、污物处理系统。解决了医院普遍存在的“前门治疗,后门放毒”的问题,成为在全国医院中最早解决这个问题的单位。

在重大医疗抢救中他更是亲临第一线,组织和参加抢救工作。1978年兰州有一石油学院女大学生在实习时意外被烧伤面积达98%,他组织医务人员日夜奋战,终获成功。解放日报为此作专题报导表彰。

他重视学科梯队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根据中山医院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从国情出发,坚持自力更生,以任务带学科促进新学科的发展”和“科研工作要组织大协作”的工作思路。根据医院学科发展的需要和病人医疗需求的变化,积极鼓励一批有发展潜力的青年医师转攻其他专科,使不少薄弱学科得到了有力加强,并创建了多个新的学科,这些“转行”的同志个人也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为中山医院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年轻一代能迅速成长,他甘当人梯,奖掖后进,言传身教,诲人不倦,把青年人的每一点进步视为自己最大的快乐。即使退休后,每次新职工上岗培训,凡是请他做医院传统报告,他总是有请必到,从来不说—个不字。他始终不忘中山精神的弘扬和继承。

他是我国医院管理学的创始人之一。1980年筹建了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医院管理学会,并任第一届主任委员,这是全国较早成立的一个医院管理学会。1981年至1988年他担任中华医学会管理学会第一届、第二届副主任委员。由于裘院长在医院管理方面的杰出贡献,他荣获全国中华医院管理学会颁发的首届“医院管理终身贡献奖” 、“中山医院荣誉教授”等称号, 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始终关注中山医院每一个发展与进步。80年代中期,国家加大了对医院的投入。这时他虽己从医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仍然多方奔走呼吁,积极向上级部门反映中山医院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发展面临的困难,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为中山医院被列为七五期间,国家重点改造的18所医院之一,新建一号外科大楼,作了大量的沟通与协调工作。以后即使在他病重住院期间,每当院领导去探望时,他不顾自己的病痛,首先关心的依然是中山医院的医教研事业和改革发展大计。

退休后,裘院长仍致力研究老年骨科疾病。他天天来医院工作,坚持每周看专家门诊,为人民健康事业继续奉献他那充沛的精力和才华。他参加的译著有《手术前准备和手术后处理的问题》和《Maingot 腹部外科手术学》,论著有《医疗卫生普及全书》、《家庭医学全书》、《医院管理学》、《老年矫正外科学》、《中老年自我保健》、《中国老年保健全书》、《血管外科学》和全国教材《实用外科学》等。他曾担任中国软组织疼痛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秘书长,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软组织研究会和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及《上海大众卫生报》顾问,上海市退离休高级专家协会理事和其所属医药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红十字会高级专家服务中心主任委员等职务。还曾担任《中华医院管理》、《中国医院管理》、《医学与哲学》和《新药与临床》杂志编委等。

他为人正直、热心助人、做人磊落、善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给全院职工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数年如一日把自己毕生的智慧和精力奉献于人民卫生事业的崇高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第八任 王承棓院长

王承棓,男,1927年生,上海市人。1951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是中山医院老一辈外科专家。曾担任中山医院院长、工会主席、外科教研室副主任和主任,中山医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和上海医科大学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人身伤害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主任等职。曾荣获上海市教委系统优秀共产党员、上海市卫生系统“十佳”优秀医师奖、上海医科大学首届高尚医德奖和上海市干部医疗保健工作先进个人,以及全国“百名优秀医生”和上海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对于干部制度进行改革,废除终身制、改为任期制,加强离退休制度。1984年通过几轮群众推荐,时任外科教研室和普外科副主任、院工会主席的王承棓,被组织上任命为中山医院院长。

在担任院长工作这个医院管理岗位上,他工作积极负责、细致踏实、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倾注于医院的管理和医院的发展建设中。为了做好医院的行政管理工作,他提议班子成员一律不兼业务科室主任。他不但以身作则,而且不兼院外顾问,使新班子在很短时间内熟悉工作情况,完成新老交接。他并根据学科和医院发展的需要进行中层干部调整。通过整顿、理顺关系,健全和完善了院内的各项规章制度。例如:岗位责任制、会议制度、公休制度,并规定外出开会、出差制度和用车制度,使医院各项工作稳步发展。

王院长认为:作为大型综合性教学医院,承担着繁重的医教研任务,但三者之中应以医疗为核心。医院首先要抓紧提高医疗质量,缩短病人住院时间,多发挥医院的作用,要注重社会效益,同时也要兼顾经济效益及职工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水平。为此在干部会议上他多次强调,医院是为病人服务的,必须要不断提高医疗、护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因此在日常医疗工作中他和领导班子成员一起,踏实地从抓提高医疗和护理质量,为更多的病人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着手,制定了相应的规定和措施.明确要求各级医师熟练掌握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以及严格规定抗生素的使用等,并且在加快病床的使用和周转率方面,提出了很多合理化的建议和改进方案。比如:中山作为有名的教学医院,千万别以病情疑难而简单回绝病人,应请示科室领导,以示慎重,有利于保持医院的声望等等。这些建议和改进方案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较好工作成效 尤其是在“甲肝”大流行时期,他发动全院职工在完成正常的医教研工作外,积极想办法、组织和妥善安置蜂拥而入的“甲肝”病人,以尽可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1987他还组织对一名在上海郊区火车相撞事故中受伤,病情危重的日本学生进行了成功抢救,受到上海市政府和病员家属的高度赞扬。

在院长任期中,正值我院被国家计委列为七五期间重点改建医院之一。在繁忙的医疗、教学和科研任务下,他和负责基建的姜立本副院长,对医院新一轮的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克服了不少困难,启动了以后持续多年的医院院所的改造。19856月,新建食堂和多功能活动室建成并且启用。同年10月为外科大楼及15层集体宿舍楼举行了开工典礼。198612月,15层集体宿舍楼竣工、并且投入使用。集体宿舍楼的建成大大改善了单身职工、研究生和进修医师的居住条件。1987年医院自筹资金及外汇,通过层层审批才购进我院第一台大型设备—当时在全国最先进的全身CT,使我院影像学诊断提高到较先进水平,为以后我院放射科一直保持先进地位打下了基础。又添置了国产和进口的体外震波碎石机,使我院在震波治疗尿结石和胆结石方面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当时大型新设备的添置增强了医院医疗诊断和治疗水平,改变了我院仪器设备条件和医院地位不相适应的状况。此外在1986年,还依靠本院自己的力量开设了中药房,接办了小卖部、改造了医院的浴室、成立了经营服务部,改善了职工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19879月开始洽谈购买松江天马山脚下一家中日合作共占地20亩的神龙康复中心,决定建立以康复为主要医疗业务的中山医院天马分院经过近半年的商谈,于198833日正式签订购买合同,随即接收并安排改造和启用。

只要是有利于医院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工作,他都会积极支持去做。1985年,上海医科大学作为卫生部属重点院校,开始酝酿临床研究生事宜,积多年教学工作经验的他深感到:每年新来的医师一律由国家统一分配,未经过医院和导师的考核挑选,亦未按照毕业生的志愿,且又没有人员流动的制度,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如果能实行临床研究生制度,突出双向选择,学生可以挑单位和导师,后者又可从全国挑选优秀的毕业生通过入学、转博、毕业分配等三道考核,解决择优留用的问题,大大有利于人才培养。当时作为中山医院院长的他,积极表态予以支持,很快就启动了这项工作。为此,当“亚洲外科杂志”(Asian Journal of Surgery)主编约请原上医大汤钊猷校长组稿“中国如何培养外科医师”文章时,汤校长转他承担时。他就在文中介绍了当时中国培养外科医师有统一分配的住院医师和临床研究生的二条途径的方法及存在的问题。将我国进入开放改革年代有关外科师资培养的情况对外作了介绍。

在医院管理工作中他注重团结班子成员,始终坚持发扬民主作风和民主管理,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对每一年的医院工作作出总结,同时制定下一年度的计划,并且向职工大会报告,让职工了解和参与医院的管理。在平时的工作中,他坚持深入科室和群众、对老教授老领导尊敬关心、对下级也不摆架子、重视发挥和扶植中青年技术骨干的作用。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廉洁奉公,对自身要求严格,得到职工的好评并享有较高威信。王院长他就是这样默默无闻、全身心投入,为医院行政管理工作奉献自己的热和光。  

在院长四年的任期中,在全院干部和职工的支持下,医院在医疗、教学、科学研究和管理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均有明显的提高。

作为一名外科专家,他同样数十年如一日耕耘在临床医、教、研工作的第一线。在五十余年的临床医疗工作中,他始终以“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为己任,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技术上精益求精,工作上一丝不苟,利用他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治愈了许许多多从全国各地转来的疑难危重病人,使他们获得新生。其中有些病人都是在当地医院经过反复手术修复失败的情况下,才来我院治疗的。例如:安徽一位年仅40岁的女病人,在当地医院行胆囊切除术中,损伤胆总管,当时也即请了一些专家进行修复术,术后病人反复出现黄疸、高热,全身情况每况愈下。病人家属为此向全国各大医院求治,均不敢收治。后抱着残存的点滴希望来到中山,经教授慎重考虑后,为其进行了肝胆管--空肠吻合术。其手术成功的消息震惊了单位的同事和原手术医院。又如:1999年一个重症胆管炎病人,因伴有肝硬化门脉高压症,急诊手术时出现了致命性难以控制的大出血,生命垂危。当时已是深夜2点,教授接听电话后二话没说即从家中赶院参加手术。后病人脱险了,在场的医生考虑到他当天上午还有一台手术,劝他先行回家休息,可他一直坚持到手术结束,此时天色已大亮。而他拒绝停掉这天上午已安排的手术,稍事休息后又投入了新手术之中。多年来,凡是遇到疑难危重病人的手术,他就是这样有求必应,随叫随到、不记时间、不记报酬、默默地为医学事业奉献着。

他的外科临床经验极其丰富,尤其在外科多种疑难疾病,例如:巨大切口疝、十二指肠巨大憩室、胆道损伤后的胆管重建、胸骨后巨大甲状腺肿瘤、慢性胰腺炎和巨大腹膜后肿瘤等手术治疗上都有独到之处。1979年一名54岁退休工人患腹部巨大切口疝、腹腔内脏大部分脱落在腹腔外疝囊中,影响行走和生活,苦不堪言。如果将内脏塞回腹腔,用钢丝强力缝合腹壁,可致病人的呼吸和循环衰竭而迅速死亡,因而是个难题。当时国际上采用反复気腹扩大腹腔,再应用织物补片种植修补。但对这类罕见的巨大切口疝,常分多次手术,逐步修补,致使病人痛苦大且费用高于是他设计了一套逐步回纳内脏加压包扎,以扩大腹腔和锻炼呼吸循环功能等系列措施,做到不用气腹和补片,一期修补成功。其后20多年,他又收治来自各地且经当地教学医院诊查拒绝手术后才来院求治的7例巨大腹壁切口疝,均一期修补成功。后长期随访也无一复发。对巨大弥漫性甲状腺肿,尤其手术后复发者,再次手术极为困难,出血多,解剖难,极易损伤喉返神经和甲状旁腺,常为多家大医院回绝。王院长他认为本病非不治之症,中山医院理应承担下来。有一例中年男性病人,巨大甲状腺肿又使颈前部与下颌相连,已影响进食、讲话和呼吸,活动亦感困难。经过术前详细准备和冗长艰难的十多小时的手术,切除了全部甲状腺,连带受累的右侧喉返神经作了神经一期吻合。术后健康恢复,病人重新正常工作和生活。

十二指肠降部憩室,常可反复诱发急性胰腺炎和胆道结石,合理的治疗应切除憩室保持正常解剖生理。但很多大医院认为这一手术易产生严重并发症而改作胃部分切除、胃空肠吻合、曠置十二指肠憩室的手术。后者虽可能解除了憩室诱发胰腺炎的问题,但改变了胃肠道的正常通道,丢失了幽门调节胃排空的功能,可带来新的擾乱和症状。60年代初他就创以憩室切除法,迄今40多年已成功治疗这类病例几十例,均取得满意的疗效。

70年代他在上海地区率先开展纤维结肠镜检查,并对结肠息肉进行电切治疗。还在中山开展了十二指肠镜检查及ERCP,逆行胰胆管造影,食管曲张静脉注射硬化剂治疗术等,为以后中山医院内窥镜中心打下了基础。

为解决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胰管空肠吻合口漏这个令人棘手的难题,他在院内首次提出粘膜对粘膜吻合的方法并获得成功。此研究课题获1999年上海医科大学临床医疗成果奖。

1963年他在开展选择性迷走神经切断术加胃窦切除术治疗胃十二指肠溃疡病后,出现进食后呕胃肠道梗阻的病人,经仔细观察胃十二指吻合口并无梗阻,而是胃无收缩力而滞留所致。以后观察到有各种不同腹部手术如胆囊结肠手术后病人均有可能产生类似的并发。认识到这是一种功能性胃动力生理紊乱,即胃瘫。就设想对胃瘫病人施加外源性电刺激按生理节律予以刺激,以促进动力恢复。当时在国内外尚少见有关消化道动力障碍的报道,但限于没有仪器和经费,未能作深入研究。他总结出其特有的临床表现和处理对策,协助院内及院外多家医院诊断处理,避免了许多不必要且有害的再次手术。到80年代他指导研究生从事胃肠道动力研究,通过电刺激对药物造成胃瘫动物的实验研究得到初步成功,但始终无法进行人体的研究。其后他又指导研究生分别探讨直肠癌保肛手术,对肛门括约肌功能的影响和腹部手术对胃肠动力的影响。以后他参与的“胃肠动力的实验和临床研究”课题,1996年获上海市科技成果三等奖。

在医务工作五十多年中,他对很多胆系疾病如奥狄氏括约肌狭窄,胆道损伤、家族性结肠息肉病,慢性胰腺炎,胰岛细胞瘤等大量复杂病例处理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精湛的医术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美德,赢得病人的信赖和同事的尊敬。2001年被医院聘为终身荣誉教授。

在医学教学和科学研究领域里,他也取得丰硕成果。他认为:科研工作应紧密结合临床,必须坚持用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绝对不能弄虚作假。1964年他承担了上海市项目针刺麻醉下开展外科手术的研究项目,具体负责针刺麻醉下施行手术,后又主持研究针刺痛机制的实验研究。在研究总结系列论文中,提出针刺有一定的镇痛效果,但痛阀提高程度不高,对痛感较轻的头颈部手术可以施行,对腹腔手术,难以解决腹肌松弛及内脏牵拉引起的反应,必须辅加少量局麻药,才能顺利完成。并且在1979年国际外科会议上交流此观点。

70年代初他在国内首先开展腹水超滤透析回输治疗门静脉高压症时顽固性腹水。1974年,一中年女病人肝硬化合并消化道大出血,急需外科手术,但发生顽固性的大量腹水,腹胀难受,转内科治疗后无效而转回外科。他想到曾在欧洲杂志上有报道将腹水抽出,体外予以超滤后回输给病人的方法。就把搁置不用的实验用体外循环机器借来,商请人工肾机组配合,为腹水病人试用腹水超滤透析,一次就见显效,连续治疗数次,腹水完全消失,后经外科施行分流手术后,该病人健康出院。此项国内首例成功应用的治疗法,后由消化科同事与工厂协作制成一台超滤透析仪治疗顽固腹水,取得很好的疗效。这项成果并曾获科技成果奖。

1980年为了解决中下段直肠癌病人保留肛门直肠切除术操作的困难,他和蔡成机教授一起与手术器械六厂合作研制系列消化道吻合器,期间他对吻合器的发展史,直肠癌病灶扩展的病理,肛门括约肌解剖生理的近展,胃肠道外翻缝合愈合过程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从动物实验过渡到临床。吻合器的应用,明显减轻了显露困难的盆腔内直肠及膈下贲门部切除重建术的难度,为广大腹部外科医师所接受,很快在国内各大医院得到极为广泛的临床应用。该项目先后获得国家发明四等奖1项及上海市科技成果三等奖1项,填补了国内空白。

曾在外科教研室中较长时间分管教学及师资培养工作的他,深感教书育人的责任和重要性。在临床教学中,他以身作则带头课前作好周密的备课。课中注重临床思维、重点突出、深入浅出。在手术治疗时他尽可能让同台的各级医师了解到病变性质、范围、程度,并了解所应用术式的道理,使每个上台医师有所收获。为培养年轻一代,他在业务上绝对不保留,技术操作手把手地传授,手术过程关键之处必强调指出该如何处理,把自己的经验体会无私地教给年轻人,希望他们快速成长。同时,对科内各级医师,要求阅读国内外资料文献,不断提高业务掌握最新进展。70年代初,由于20来年向苏联学习,很多医生不能阅读英文书刊,他和何亮家教授负责组织他们定期学习英文讲课,并不定期地分配给每位医生一篇文献要求作出文摘,请科内高年医师审校后刻蜡纸印成卡片,发给他们作学习之用,并从中挑选部分送“国外医学”有关分册发表。推动了科内广大医师学习国外文献,为自学提高打好基础。

作为导师,他既是严师,又是益友。曾先后培养了研究生4名(其中博士生2 名,硕士生2 名)。在研究生招收时他要求甚严,须成绩优良考试合格,宁缺毋滥,所以每期仅招一名。对研究生培养既要求严格,又关心爱护。帮助制订研究计划、定期了解进程,观察实验过程,讨论研究结果及结论,督促阅读文献,审阅所作论文和文献综述,布置全文翻译或摘译外文文献,审核后送“JAMA”发表等。现已有二位获博士学位后留本院普通外科工作,他们学有成就,成为老一辈的接班人。

他曾担任中华消化杂志、“JAMA”中文版、上医学报、国外医学创伤与外科基本问题分册、“临床”、外科理论与实践 、中国胃肠外科等杂志的编委和常委,以及1999版“辞海”和大辞海外科分主编。多年先后发表论文数十篇,还参加实用外科学、实用肿瘤学、疾病防治学、家庭医学全书、重症监护治疗、创伤骨科与显微外科、腹部外科学、克氏外科学和临床药物大典等十多本书的编写和编译工作。“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目前王院长虽已80岁高龄,但他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战斗在临床医教研工作的第一线,为我国的人民卫生事业奉献自已毕生的精力。

 

 

第九任 林贵院长

林贵,男, 19387月生,福州市人。1957年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在校期间他学习勤奋、成绩优良,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政治上他积极要求进步,1959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2年毕业后在中山医院放射科工作,师从我国放射学奠基人之一荣独山教授。1988年至1991年担任中山医院院长。他先后曾担任中山医院党委委员、上海医科大学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委员以及放射科副主任、主任等职。并荣获全国卫生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全国卫生系统优秀留学回国人员、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上海市科技精英提名奖、以及卫生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在林院长从事近30年放射诊断,介入性放射学的医学事业和医院管理工作中,他为祖国的医学科学事业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智慧。

林院长是—位长期“双肩挑”干部,在他担任中山医院院长等职期间,努力抓好行政管理工作,办事讲究实效,他尊重老专家、重视扶植和发挥中青年技术骨干的作用,作风正派、工作认真、善于与同事合作共事,他的工作作风得到职工称赞。在林院长和院领导班子的带领下,中山医院1990年再次获得了上海市文明单位的光荣称号。

1964年即担任了放射科副主任的林院长勤奋好学,细心观察,积累了上万例胃肠x线检查的经验,撰写了《早期胃癌的x线诊断》、《回盲部的恶性肿瘤与炎症鉴别》等29篇论文。文革期间在三代同住的斗室中,他将方凳作书写台面,经历了酷暑、严寒,完成了《X线诊断学》著作撰写,受到了同道和荣老赞誉,认为它是一本很好的教材和参考书。

1981年他考取了教育部公费留学名额,被派往瑞典隆特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专心学习和研究血管造影和介入性治疗技术。1983年在南斯拉夫世界血管造影研讨会上发表了由他实验证明了的“肝肿瘤具有双重血供”的崭新理论,引起全场轰动,这一发现改变了世界医学界的“肝肿瘤只有单血供”传统观念,也确立了他提出用“双介入”方法提高肝肿瘤病人疗效新观点的理论基础。两年的时间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习,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也用仅有两年的时间,完成了5项研究,发表了11篇论文.导师一再挽留,都被他谢绝了。他说:“我的祖国有千万个病人在等待着我回去为他们治病”。留学期间他尽量节约生活开支,最后将剩余的钱上缴驻瑞大使馆党组织作党费,还为医院购置了不少的导管器材,为在国内开展介入放射技术做好物质准备。

回国后他更是孜孜不倦地投入介入性放射学研究及临床应用工作。先后开展了治疗肝、胃、肺、胰腺肿瘤,多发性大动脉炎等十几项治疗项目,在他的努力下,建立起我国第一个介入放射治疗中心,成为国内介入放射的奠基人之一。

面对我国常见的原发性肝癌,多数病人在就诊时就已失去了手术机会,治疗这种病是医学的难题之一。他创造性地采用“明胶海绵栓塞肝动脉”治疗肝癌,及用碘油乳剂作肝动脉栓塞治疗中晚期肝癌,即施行介入放射治疗,使中晚期肝肿瘤的病人一年生存率已从原来的“0”提高到62%。为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填补了空白。这项成果,1987年获卫生部“走向世界奖”,1988年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为了造福于更多的病人,他积极推广介入放射学新技术,在本市和全国做了大量工作,他首先在中山医院建立了基地,逐步向本市兄弟医院推广,然后扩展至全国。1988率先在国内建立了介入放射学联合治疗中心,并于1991年建立了第一家正式介入放射学病房(当时正式介入床位20张,现已扩展至55张)。肝癌的介入治疗,多发性大动脉炎的球囊扩张治疗介入技术在国际属领先地位。他受卫生部委托,为全国医学界举办了三期学习班,并且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的专项技术人员进修。北至黑龙江,南至广州、海南岛,都留有他前去作技术操作表演、讲学的足迹。介入放射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后,为了解决国内自力更生制造医疗器材,他主动找工厂联系,一起攻制造技术难关,为国产介入医疗器械制造作出了贡献。

林院长是上海名医之一,慕名求医的病人络绎不绝,他对病员不分职位高低,不分贫富差别,始终和气、热情和耐心,急病人所及,想病人所想,以精湛的技术为他们服务,深受病员爱戴。凭着他对业务精益求精,对病人认真负责的精神,使不少患粘膜下微小胃癌的病员获得了早期诊断,及时手术而长期生存。在临床上他注重细心观察和分析,每当诊断一个胃癌病例时,他都亲自到手术室和病理科现场进行对照,积累经验。因此,符合率越来越高,令外科及病理科医师刮目相看。根据临床经验的积累,竟将一例高干病员的胃癌诊断予以否定,既解除了病员的精神顾虑,也使病员免于手术,该病员至今还健康活着,这在当时纤维胃镜开展很少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他努力实践着自己人生的诺言“人活着,就像一支蜡烛,要让它烧得旺旺的,发出光和热,为事业而献身,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鞠躬尽瘁”。他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深受病家的爱戴,曾多次受到上海市和中央报刊的登报表扬。

作为博士生导师,他和蔼可亲,既是严师,又是益友。先后培养了研究生10名(其中博士生5 名,硕士生5 名)。他讲课、读片时深入浅出,条理清晰,逻辑性强,深受下级医生和学生的欢迎。他学风严谨,诲人不倦,逐字逐句地修改研究生的论文,包括标点符号。他注重“三基”训练,对青年医生和研究生严格要求。重病期间,自己躺在介入放射手术台上,当其学生为他做“肝动脉栓塞治疗”时,他还通过屏幕显示指导学生手中的导管方向。平时他注重身教言传,多次放弃假日指导研究生一起做动物实验。作为导师,他不但教给学生医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教育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去实现人生的真正价值,那就是全心全意地为病人服务,做一个好医生。

他曾先后担任:中华放射学杂志副总编辑、中华医学会放射学会委员、上海市放射学会委员、卫生部科技成果终审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外医学消化分册副主编、临床放射学杂志顾问、北美放射学会(RSNA)会员、欧洲心血管和介入放射学会(CIRSE)会员和国际放射学继续教育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

他主编出版《介入性放射学》、《选择性血管造影》和《医学影像学》3部医学著作,翻译和参与了18部放射学专著的写作。并在国内外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129篇。先后负责国家和上海市重要科研课题6项,其中《肝肾肿瘤栓塞的实验研究和临床应用》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二等奖,有3项获上海市科技成果奖。曾应邀赴美国、德国、法国、瑞典等12个国家作有关介入性放射学研究成果的报告或讲学,为我国的介入性放射学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做出了重大贡献。1990年被列入英国剑桥国际研究中心出版的《世界知识分子名人录》和美国的《世界名人录》。

林院长那热爱祖国,热爱党的崇高思想,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和对技术精益求精的优良学风,以及襟怀坦荡,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第十任 杨秉辉院长

杨秉辉、男、1938年生、镇江市人。1962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分配在中山医院工作。曾任内科住院医师、肝癌研究所主治医师等职。从1984年起担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分管医疗、人事、教育等行政工作,199111月底至20032月担任中山医院院长。在近20年的医院管理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是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常务理事、资深的医院管理专家。先后获得上海市优秀院长、上海医科大学首届医院管理突出贡献奖、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上海市职工信赖的好院长和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

自从走上医院的行政领导岗位后,杨院长把全部精力都奉献给医院管理事业。他认为,做一个好医生只能治疗一些病人,但管理好一个医院则能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良好医疗服务、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人才、贡献更多的科研成果。他一直遵循这一朴素的思想,在医院管理工作中辛勤耕耘。

管理创新,以人为本

杨院长认为,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医疗服务,是医院管理工作永恒的主题。多年来,他一直提倡为病人提供温馨、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2002年在上海市卫生工作会议上,杨院长发起包括中山和瑞金医院在内的六家医院向全市医疗机构发出“坚持以病人为中心,提供温馨、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的倡议,在全市卫生系统及广大病人中激起良好的反响。他在中山医院提倡在优质服务上下功夫,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努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首先,加强门急诊医疗力量。医院规定门诊以副高职称以上医生为主体,辅以主治医师。鼓励各科室开设专科或专病门诊。急诊以主治医生为主,设立内、外、心、肺和骨等科教授咨询班,指导疑难危重病例的救治工作。这些措施有力促进医疗质量的提高。其次,加速医疗服务系统的运转,充分利用有限的医疗资源。他提出了五天工作六天运转的工作制度,规定周六正常进行查房、检查和手术等常规医疗工作。采取奖励措施鼓励上、下午连台手术,缩短检查和化验等出报告时间,疏通检验和手术室两个瓶颈,有力加速了床位周转,明显缓解了病人住院难的矛盾。在急诊开设急性心机梗塞和脑卒中绿色通道,为抢救危重病人赢得时间。第三,大力加强职工培训工作。为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医院专门成立了“职工培训中心”, 根据不同岗位,分层次、有重点、有计划和全方位地对全体医务人员进行轮训。从1997年开始,至2002年共举办培训班46期,培训职工近5万人次。培训内容包括医院的形势和任务、医患关系与沟通、医疗事故防范及处理、医保政策、执业医师法和服务礼仪等。通过培训,较好地增强了职工的质量意识和服务意识,促进了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第四,不断优化就医流程。针对以往医院的就医流程及有些规章制度的设计大都以方便医务人员、而不是立足于以病人为出发点的情况,他组织成立课题小组对医院现有就医流程进行调研,发起“优化就医流程、方便病人就医”活动,要求各科室、部门采取有力措施改进或取消不方便病人医疗的工作环节或规定,并对不合理的就医流程的进行重新设计等,尽可能满足病人的需求。在他的号召下,全院有33个部门提出119条优化就医流程的举措。如:护理工作开展首问负责制、Ⅲ级护理公示制等。在病房大楼增设出院结帐窗口,出院病人实行预结帐,简化出院结帐手续。总务处建立“15824小时统一报修服务台,提供快捷的后勤服务。检验部门根据病人数量变化合理配备人员,消除病人排长队现象等等。杨院长还亲自关心这些举措的实施,努力创造条件,使进一步改进工作流程、改善服务水平的措施落到实处。

为了方便病人就医,他决定将新购置的原泰康食品厂的办公楼重新装修,作为新建门急诊楼过渡时期的门诊部之用,并对原门诊就医流程重新进行设计,实行一条龙服务,尽量减少病人候诊、收费、取药等环节的等候时间。他指导的就医流程课题小组的研究成果在临时门诊部调整布局、优化流程工作中发挥了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在门诊部各处设置醒目的标识,增设药物及收费咨询窗口。每层楼面增设收费处,减少病人往返交费时间。完善门诊药房和收款处电脑系统,病人付款后中药房根据电脑信息立即配药,明显缩短了取药等候时间。设立专门窗口办理住院手续,集中预约部分检查。所有诊室改为单人诊室,B超和心电图等检查全部采用布帘分隔,有效保护了病人的隐私。在门诊成立急救队伍、建立急救通道抢救门诊突发危重病例。这些以人为本的流程设计,得到了广大病人的交口称赞,也得到了上海市卫生局的肯定。

鼓励技术创新,开展适宜技术,造福广大病人等

1999年杨院长提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开展适宜技术,造福病人”的观点,号召临床科室因地制宜开展病员欢迎的微创、低耗、恢复快的适宜技术。据统计,其后三年共开展新技术30多项、适宜技术100多项。这些适宜技术既提高了疗效,解除了病人痛苦,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深受病人欢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此外,他还鼓励和积极支持各科室开展新技术、新疗法。对心脏和肝脏移植等重大临床技术的开发在人力、财力和物力上给予极大的支持,为我院器官移植技术的开展打下了基础。还建立了腹腔镜、鼾症、骨肿瘤、糖尿病并发症等多个诊疗中心,依托多学科综合优势为病员提供优质服务。

建设人才队伍,加强学科建设

在管理工作中,杨院长注重学科和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他多次提出:要有重点,分层次地抓好学科建设,妥善处理好重点学科、重要学科、新建学科和新兴学科及薄弱学科之间的关系。中山医院虽然内、外科整体力量较强,但各科室发展不均衡,即使是重点学科,也面临着进一步增强学科领先优势的迫切需要。在杨院长的努力下,先后从国内外引进了一批临床和科研兼长的优秀人才,解决了医院多年专业不全、个别科室技术力量薄弱的老大难问题,大大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增强了医院综合实力。

1997年,在他提议下,医院设立了“专项人才培养基金”,每年拿出100万元,选拔近20名医疗、护理、管理等青年骨干出国留学。每遇有出国人员来信,他总是亲自回信,谆谆善诱,鼓励他们在国外多学本领,按时回国服务,几年下来,共选送近百名优秀青年出国学习,出国人员回院后大多在本领域开展了新的业务,或在科研上取得了新的进展。同样是在他的提议下,医院设立了“青年科研启动基金”,只要有好的科研设想医院都予以资助,为人才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2001年他又提出对主治医师以上人员及行政管理人员要有明确的科研和论文要求,并采取奖励措施激发职工发表论文的积极性,使全院发表论文数逐年增长。

争取发展机会,绘就发展蓝图

在其他兄弟医院大幅度发展的形势下,中山医院硬件条件已不能满足医、教、研不断发展的需要。杨院长并没有消极地等、靠、要,而是在加强医院内涵建设的同时,亲自写信和拜访上级主管部门及政府有关单位,向他们介绍中山医院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阐述建设一个一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中山医院对上海市乃至全国卫生事业的重要意义,争取他们对中山医院建设事业的支持。经过他大量卓有成效的沟通与协调工作,中山医院终于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列为上海标志性医院来发展,获得了发展的大好机遇。

围绕建设标志性医院,作为班长的杨院长,他组织班子成员认真研讨、大手笔策划医院发展规划,斥巨资购得了医学院路北侧的10亩土地,建造7.2万平方米的门急诊医疗综合大楼。又抓住机会买进原泰康食品厂的33亩土地,将进行心血管病诊疗研究中心、肝肿瘤诊疗研究中心及科教中心大楼的建设,使心、肝两个国家重点学科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

硬件的建设固然重要,但也只是医院发展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软件的建设。在他的主持下,医院明确了今后十年发展规划。即重点支持心血管病与肝肿瘤的诊疗与研究,其次是呼吸病、肝脏病、普通外科及影像医学,并支持其他学科如肾脏病及泌尿外科、骨科、胸外科和血管外科及麻醉科等有较好基础的学科,把中山医院建设成为综合实力雄厚、学科优势明显的上海市标志性医院。

民主管理、关心职工

在坚持院长负责制的同时,杨院长还努力推行院务公开制度,努力建立透明的民主管理机制。1992年他率先在上海市卫生系统实行院长民主评议考核制,院行政领导每年必须向职代会作述职报告,自觉接受全院职工的监督和评议,此举充分发挥职代会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作用。医院的重大工作事项如年度工作计划、财务预算决算、职工奖惩条例和重要改革措施等必须提交职代会讨论。1996年又进行院内二级职代会试点,让职工直接参与医院建设和管理。每年的职代会上,他都被职工代表评为“优秀院长”。他曾说:自己获得过许许多多的荣誉,但最看重的是全院职工评给他的“优秀院长”称号,因为这是全院职工对他的信任和工作肯定。

在就任院长期间,他心中始终装着全院2000余名职工,时刻想着为职工谋福利。在他的提议和大力支持下,后勤部门见缝插针,绿化工作等搞得非常出色,多次获得上海市花园单位的称号,为病人疗养和医务人员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为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他力排众议,支持将一个礼堂改建成多功能活动室即“中山俱乐部”,斥资改建职工健身房等,让职工有个娱乐场所。为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开辟环境优雅、服务周到的小餐厅。建立职工互助保障基金,设立帮困基金、发放购房津贴。倾向骨干、顾及一般的分配原则使职工的收入逐年增长等等.他的工作得到了职工和社会的肯定。

为总结多年医院管理实践和丰富的管理经验,他先后在中国医院管理、中国卫生资源等杂志上发表了《完善自我发展机制,更多更好地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改进医院评审工作两点建议》、《医院应主动适应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等管理论著。

在杨院长孜孜不倦的努力及全院职工一起努力下,中山医院在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医疗工作总量逐步上升,高新和适宜技术蓬勃开展,课题数和经费数年年递增,并获得全国百佳医院、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全国卫生系统纠风工作先进单位、连续十年五届上海市文明单位、上海市职业道德十佳单位等荣誉称号。

为向标志性医院努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十一任 王玉琦院长

王玉琦,男, 194710月生,北京市人。1970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毕业。1982年上海第一医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1987-1989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澳士汀医院血管外科学习。自1991年起至今,先后担任中山医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院长、中山医院青浦分院院长、复旦大学血管外科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险学会医疗保险分会副会长、中国医院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医院管理学会副主任等职。1999年以来在《中华医院管理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关于医院改革的几点看法”等10余篇论文,引起了同行的反响和共鸣。他曾经荣获上海医科大学和上海市卫生系统精神文明优秀组织者、2006年又获上海市职工信赖的好院长和全国优秀院长等荣誉称号。

在学术上他有很高的造诣和影响。他主持的“血管外科三项新技术” 和“颅外颈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临床调查和外科治疗的研究”,分别获1997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和2004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近年来他和同事们又一起运用腔内血管外科技术进行动静脉疾病的治疗。他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血管外科学组组长、上海外科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实用外科杂志》副主编,《中华外科杂志》和《中华实验外科杂志》等编委以及第八届亚洲血管外科学会主席发表论文100余篇,主编专著《血管外科治疗学》。参加编写专著和教材10余部。

20033月初就任中山医院院长后,他起早摸黑把自己的主要时间、精力和才华全身心地投入于医院的管理、医院发展和建设中。他遵循集体领导的原则,发挥领导班子的集体智慧和力量,和院领导成员一起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努力走出一条符合中山医院实际的发展之路。

他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坚持通过严格管理来提高组织的凝聚力,用制度化的严格管理来规范干部和职工的行为,用竞争机制来激发医院的活力和职工的积极性。推动着中山医院这艘大船乘风破浪,稳步地向一流标志性医院这个目标不断驶去。

科技兴院创立品牌

王院长曾分管医疗工作达八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始终抓住“提高医疗质量,改进服务态度”这个主题,使医院平稳实施了“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和医疗保险等重大变革。科学技术是医院发展的原动力。1999年他担任常务副院长后,把科技开发当作提高办院质量和提高医疗水平的核心工作来抓,摸底调查,研究了每个科室的具体情况,果断采取一系列措施:1.制度修订、政策定位,重视科研工作。要求有研究生学历、副高以上人员,每年必须积极参加各项科研基金的申请。为了加大科研投入和奖励力度,制定《中山医院科研经费管理规定》,明确对中标课题给予相应匹配以及奖励。制定《关于论文论著和获奖等科技奖励的规定》,对论文的发表,根据论文的质量,奖励额度按不同的发表平台给予大幅度增加。对获省部级以上奖励的科研成果,按政府奖励全额给予等额追加,激发了医务人员的科研积极性。对不能完成指标的给予相应的处罚。鼓励学科之间的交叉合作,使有条件的科室轮流让医师脱产搞科研,进行医疗和科研复合型的人才培养,以增强医院未来发展的后劲。2.加强科研管理队伍,选调熟悉科研的优秀青年医师充实科研管理队伍,更好地为科研工作服务。3.组织协调各方力量,了解科技动态,掌握最新信息,科学筛题,把握目标。聘请各个领域专家对各科上报科研标书会诊,进行初步筛选,调整,提高标书质量和标书入选率。4.进行实验室管理改革。整合力量,实施“关、兴”并存,关停小型实验室,逐步实现实验室大规模、统一集中开放和管理的格局。加强重点实验室建设, 在人、才、物各方面全力支持,投入100多万资金改建心研所实验室和重建干细胞实验室。为核心科研项目和重点学科开展研究提供有力的基础保证。

为了完善学科梯队,实施自我培养和对外引进相结合的人才培养途径。对现有院内优秀人才大胆使用和培养,为他们营造良好的人际、教学与科研环境,提供更大发展空间。同时慎重引进人才,以吸引有真才实学的留学生回国。心脏内科和心脏外科的骨干都是学成归来并具有较强临床和科研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其中有1名是长江特聘教授。后又聘2名复旦特聘教授来院工作。这些人才为重点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王院长认为,建设现代化教学医院必须瞄准世界医学前沿,与国际接轨。近年来,鼓励国际学术间交流,支持有学术论文的医师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或者在国际论坛进行学术演讲。制定了医院回国人员学术交流制度,规定回国人员作1020分钟的专题学术汇报交流发言,把最新的信息带回医院和科室。鼓励各科室主办国际学术会议,或与国际知名医疗机构合作开展研究和培训等。在他关心和支持下医院或科室,已与德国埃森大学附院合作建姐妹医院,与美国匹兹堡大学移植研究所合作移植研究中心,与美国麻省总院合作成立心脏外科培训中心等。已先后主办东方国际介入心脏病会议,国际影像研讨会,国际呼吸病会议等10余个有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有力地提升了中山医院的实力和在国际医学领域中的地位。

1999年医院设立“中青年人才出国培养计划”,投入285万元,期间已选派几十位具有一定水平和能力,政治素质好的优秀人员赴国内外大医院进修后。近年在院长的提议下,医院又增资百万元,继续选派优秀人员带着课题到国外和香港进修学习或者联合培养。这些青年骨干到国外和香港进修学习回院后,在本领域开展新业务、开设专科特色门诊和医疗技术创新或者在科研上取得新成绩。先后开展了微创心脏搭桥术、门诊经桡动脉冠状动脉造影、“一步法”治乳腺癌、腹腔镜治疗和“自体输血”等许多新和适宜技术,既提高了疗效,解除了病人痛苦,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深受病人欢迎。这些优秀人才回国后还成功开展了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发表影响因子在5分以上的SCI收录论文5篇,其中一篇发表在Nature Medicine上,影响因子高达26.7

科技兴院是根本。王院长视211工程和985工程为科技兴院的大好契机,全方位实施科技发展。他充分分析和研究新时期下医院的优劣势,把准脉搏,在保持原有科研重点项目的同时,营造和凸显重点学科的建设,并以此为突破,辐射周围学科,带动相关学科群发展,从而使整个医院科研水平和学科建设获得极大提升。目前,中山医院有教育部重点学科8个,即肝癌研究所、心内科、肾脏内科、普通外科、泌尿外科、骨科、放射和核医学科。肿瘤学和心血管疾病即心脏内科、心脏外科和血管外科985建设的重中之重。加强了重点学科的建设,也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新成果,科研捷报频传。连续获得2003年度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2项。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3项,三等奖2项。2004年度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3, 三等奖1项。200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 三等奖1项。中华医学科技一等奖二等奖2项。医院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SCI收录论文数、科研经费数、研究与发展经费投入数和人均科研经费数,均在上海市医院中名列前茅。

作为一家大型综合性教学医院,认为不能仅着眼于某一学科发展,而是必须发展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因此中山医院大兴学科协作之风,组成“集团军”,集聚和释放综合实力的巨大力量。异军突起的中山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就是他组织和管理的杰作,依托医院的综合实力,多学科通力协作,在移植领域不断进取。2003年完成上海市第一例心-肺联合移植、2004年完成腹腔镜活体供肾肾移植2005年完成双肺移植。他牵头的上海市科委器官移植重大科研“心脏移植和肝脏移植”项目获得了上海市科技进步奖和上海市医疗成果奖。中山医院心脏移植数量和成功率全国第一。虽然肝脏移植数量并非排名全国第一,但是在同一所医院心脏移植和肝脏移植都保持全国领先地位的就不多见了。

医疗技术的提高,本身就是对传统的不断挑战。当王院长提出开展移植的设想时,大家也有不理解和担忧。有的同志认为移植技术要求高、风险大,弄不好反而影响中山医院良好的声誉。面对压力,认为, 发展是硬道理,只要尊重科学,按规律办事,就能够走出有中山医院自己特色的路来。移植工作是一个医院综合水平的体现,中山医院各学科齐全,技术实力雄厚,完全有能力独立完成这项工作,如果没有挑头的勇气,还谈什么发展。他亲自挂帅,引领大家踏上了这条充满风险和荆棘的移植之路。目标既定,他大胆启用年轻技术骨干,找他们谈心鼓劲,研究方案,手术把关。移植工作中涉及多个学科的配合,他一一动员,及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只要有利于医院发展的事,他都义无反顾。器官移植受供体时间限制,经常要通宵达旦地干,(医院移植史上曾有过一晚上连续四台手术的记录)年过半百的他,与青年医师一起走上手术台,时常工作到凌晨,竭尽全力,呕心沥血。中山医院移植工作吸引了大批病人,其中不乏知名人士,不仅为生命垂危的病人带来了生机,也培养了一支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骁勇队伍。短短几年来由樊嘉、王春生等为代表的心脏移植和肝脏移植梯队已经名闻遐迩,为中山医院增光和添彩。他强调,心脏外科和肝脏外科是中山医院的两个拳头。开展移植工作是给这两个拳头再加上一把力,让拳头再大一点。这也正是中山医院的器官移植工作和很多兄弟医院不同之处,成为中山医院的特色。实践证明,移植工作的开展明显带动了医院各个科室的技术力量和提高集体的协作精神,增强了凝聚力,进一步树立中山品牌,提高了中山的地位,也成为医院开拓市场和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正是因为坚持了重视人才、培养人才和充分使用人才,以及科室发展走专科化道路,促进了更进一步挖掘和开发人才,形成了医院有重点、科室有特色、人才有特长的局面,克服了以往科室大而全、样样通、样样松的弊端,使人尽其才,人尽其用,营造了良好氛围。同时让患者根据病情进行对号入座,提高了医疗诊治质量,极大地方便了病人,也为医院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建章立制 完善管理体系

王院长认为严格管理就要加强医院的内涵建设,这样才能做到把最精湛的医技和人性化的服务带给病家。他说得最多的词语就是“严格管理”几个字。面对“三医联动”改革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必须调整管理战略,必须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传统管理模式。他倡导从严治院,由宏观布局到微观布点,建章立制,完善管理体系,大刀阔斧地开始了重塑医院管理。他强调,分级管理是办好医院的关键,干部管理是根本。他办事雷厉风行,敢抓敢管,勇于直言,不怕得罪人。上任伊始,他首先整顿干部会风,抓出席率,善于自我剖析,每次会议总会分析医院的不足和与兄弟医院存在的差距之处,增强干部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使这支核心队伍精神面貌为之一振。他狠抓科主任队伍建设,实行科主任精神文明建设和管理目标制以及院、科签约制,让科主任明白自己的责任。他多次指出“踏踏实实多看一些病人,认认真真把病看好,这是中山医院医务人员的首要任务。”依托中山医院自身强大的综合实力,依靠全体员工的奉献与爱心,通过便捷、温馨和扩展的服务来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他采取措施要求业务科室以提高门诊工作量和手术量为起点,抓科室的发展工作。他并从人性化管理角度出发,制度保证、政策倾斜,对周六开展手术和工作量超常的科室和人员给予奖励和表扬。同时在激励的基础上,严格要求,把副高以上人员参加门诊的数量纳入考核指标,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他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室间内部调整,整合康复科和特需病房床位,以支持心脏、肝脏、介入和胸外科等核心科室发展。对社会对医院反响极大的红包、回扣问题,他深痛恶绝,亲自主持制定医院长效的监督和检查管理制度,坚持对科室和主任的考评实行一票否决制,极大地提高了医院在人民群众中的信誉,给医院带来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他推出了干部“公示制”,让科主任走上讲台,在全院各级管理者和骨干面前公开管理经验,目的是加强竞争意识,增加外部和自身压力,以改变目前临床一线科室普遍存在靠经验和靠惯性管理的现象,促使临床科室管理更为系统化、科学化。他在加强领导班子和行政管理干部队伍建设的同时,着力推进业务、管理干部年轻化的进程,先后破格提拔的一大批优秀中青年技术骨干担当学科梯队带头人和接班人,使全院临床、医技和行政班子年龄结构渐趋合理,知识层次逐步提高,形成了较为合理的学科梯队结构。目前科主任平均年龄44, 研究生学历占64%,大多经过国外学习、培训。新、老科主任交替合作健康进行,为医院管理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视经济管理是医院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在市场经济下医院管理的难点。他牵头组建了医院经济管理委员会,坚持在推行成本核算的过程中,强化医院内控制度的建设,改进和优化药品、物资、总务、后勤和基本建设等重要经济运营环节的管理流程,并在指导业务科室合法收费和降低病人医药费等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同时在成本核算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医院信息化的支付系统和改进医院的分配机制。主动地、有目的全面提高医院的财务和经济管理水平。

在多次干部会议上王院长一再强调:在成本核算的实施过程中要特别注重成本核算在医院管理中的作用,以成本核算为武器,消除医院经济运行各个环节的弊病,坚决反对乱收费,规范了医院的收支管理、药品管理、资产管理和物价收费等管理。自20045月份开始,中山医院成本核算工作全面推开,通过成本核算的实践,系统地制订医院各部门的管理目标,建立成本核算管理成果的考核、评价和改进体系,使医院各项业务和经济活动接近预定的目标,保证了医院健康稳定的发展。

以人为本 体现中山特色文化

王院长认为,尊重病人、为病人提供温馨、便捷的就医环境是医院的责任和义务。由于建院早,中山医院各个时期建造的医疗楼分布错落,难以符合现代化的就医流程,给病人看病带来不便。病人的“小事”是医院的“大事”。他提出要给病人提供一个清洁、幽雅、舒适的良好的环境。上任伊始正逢双层连廊建设的开工,他多次实地查看,从方便病人的角度,对设计方案不断地进行调整。同时为了免除住院病人上上下下的奔波和不必要的交叉,他决定将医技部门基本统一集中到了各幢楼的第二层,使这条全长243米,面积1233平方米的封闭式绿玻璃的“双层连廊”将十幢楼的病房和医技部门连接起来,成为方便病人的“绿色通道”。这座双层连廊,被病员称为“风雨长廊”,也成了中山医院院内一道标志性的美丽风景线。

七万二千平方米的门急诊医疗综合楼落成启用后,成为了医院的一幢标志性建筑,空间宽敞,环境优美,病人就医环境和医务人员诊疗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管理和流程上的问题。比如保洁、安全、标识、服务、便民措施是否跟得上等等。启用之初,他几乎天天随着医务人员和病人一起进入门诊,亲自观察,认真询问,听取意见,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如:新开的门诊,病人不熟悉,经常找不到地方,病人抱怨比较多,他立即召集相关部门协商,初期由各职能部门抽调人员成立门诊导医小组,同时向社会招聘,严格培训,设立专职导医点,为病人答疑解难。又如;门急诊的标识系统,由于各部门的要求互不相同,导致字体偏小,颜色多样,经常使病人云里雾里,摸不清方向。他经过多次调研和讨论,决定门急诊的标识全部采用“蓝底白字”,字体放大,连续指示,病人只要随着清晰的标识,就能方便地找到自己的目标。新楼新气象,优美舒适的就医环境吸引了大量的病人,数量之多出乎大楼设计时的想象。随之而来的就是垂直交通拥挤,等候电梯时间过长,成了新大楼的就医流程的一个瓶颈。他又立即责成相关部门认真调研,分析数据,提出解决方案。在科学合理的调查基础上,克服改变设计功能的困难,及时调整科室楼层和流程,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动扶梯的作用,减轻垂直电梯的压力。同时在一楼大厅开设简易门诊,方便单纯配药和开单检查的病人,减少他们的往返次数,在这些措施下,病人满意了、抱怨不见了、员工舒心了、流程顺畅了。“现代化的建筑要有现代化的服务”这是王院长一直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他的鞭策下,职能部门和业务科室通力配合,克服困难,在短期内建立并完善了门诊医生工作站和电子排队系统,现代化的网络医疗系统初见端倪。

不以善小而不为。作为一院之长,并不高高在上,而是经常深入临床,从细微之处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时有耳闻医院手术病员接错,他引以为戒,借签国外先进管理经验,提出并建立了手术病人佩戴标识制度。此项制度目前已在全市各医院推广。他在临床工作中发现,手术中如果将纱布遗留于腹腔,X摄片难以发现,他便动脑筋发明了带具有透光性线的纱布,避免医疗事故发生的可能。他提出并且实行医院空间统筹管理的理念。他看到一块垃圾要拣起来,看到白天开着灯要关掉。院长的行动感染着大家,各个科室开始寻找病员最不满意点,医院坚决提出要将病人的看病过程做成一项“满意工程”。于是男女注射分间、看病一诊一室、特殊检查集中预约和门诊每层楼面增设收费处等等,一项项得到解决,实实在在方便了病人,医护人员服务意识也在细微中得到提升。使“一切为了病人”的中山精神,真正落在了实处。

 

绘就宏伟蓝图 建设美好未来

中山医院的有序发展赢得了政府的信赖,中山医院已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列为标志性医院来发展。王院长全面主持工作以后,为了主动参与到社会发展的洪流中去,开始超前谋划。他和领导班子成员围绕建设标志性医院目标,广泛征求意见,集思广益,从整体战略思考,“大手笔”制定了中山医院“十一五”现代化总体发展规划,绘就了一幅中山医院未来的宏伟蓝图。在门急诊医疗综合大楼启用后,在市府和卫生部的支持下,还将进行心血管病诊疗研究中心和肝肿瘤诊疗研究中心的建设,使这两个国家级重点学科有更广的发展空间,解决众多专科病人对高水平医疗技术的需求。

硬件建设固然重要,但也只是医院发展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医院内在质量的建设。在王院长的主持下,医院明确了今后十年学科发展规划。即重点支持全面发展的战略,把中山医院建设成为上海市标志性医院。

锐意改革 服务创新

  王院长提出了实现中山医院企业化管理的目标,旨在推动改革,提高效率。在保持中山医院独具特色 “病人接送中心”服务品牌的同时, 他提出稳步推进医院后勤社会化进程,实行后勤改革分步走, 2004年成立了后勤服务中心,第一步实行模拟企业化管理,待条件成熟后实行完全的社会化,实现了后勤改革平稳过渡,促进医院的规范化管理

医院急诊工作是“老大难”,尽管进行了改造仍难满足需求。在他提议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对急诊专科医师职责重新定位,改变急诊布局,建立各科急诊留观周转部,分科细化,进行病区化管理,保证病员及时获得专科医生的针对性治疗。在急诊开设急性心肌梗塞和脑中风绿色通道,为抢救危重病人赢得时间等。这些措施明显缓解了急诊的矛盾。

2002, 中山医院托管青浦区中心医院。他又自告奋勇担任青浦分院院长,并坚持狠抓医疗质量,通过派遣总院医疗骨干支援,使青浦分院医疗质量很快上一台阶,受到青浦人民的欢迎, 青浦区政府对卓有成效的管理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针对中山医院分部面临的许多问题。他提出对分部“关、停、并、转”的改革思路,调整科室和人员安排,重新定位,确定分部向“肿瘤诊治中心”发展,走特色服务之路,促使分部能健康、稳妥发展。

他还十分重视廉政和精神文明建设,提出医院建设应以提高人的素质为中心的理念,并重视制度建设,先后在医院药品、试剂、设备、器材、基建和财务等方面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基本实现了规范化管理。

王院长他用“在党的面前永远是普通一兵,在实践和群众面前永远是小学生,在病人面前永远是一名医生”的认识严格要求自己。2003年抗非典期间,他和院领导一起身先士卒,战斗在第一线,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说,如果遭受感染以身殉职,那就是为人民的健康事业献身,死得其所!

在开展医院管理年活动和市 “双优”活动中,他敏锐地体会到这次活动将为医院建立长效的管理质量内控机制带来良好的机遇。这也是广大医务人员建设和谐医患关系,为建设和谐社会作贡献的大好时机。他多次在全院干部动员会议上反复强调:要以人为本,求真务实向管理要质量,向管理要秩序,向管理要人才,向管理要纪律,向管理要效率,向管理要效益。以确保医院管理年活动真正取得实效

目前王院长正带领中山人为实现医院科学地、健康地发展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