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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十年:再回首那段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生死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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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08—2018,十载春秋倏忽而过。那位与亲人失散独自在山中等待救援,最终幸运地被“牛队”背到救助站的老奶奶如今还好吗?那些经历了汶川救灾不平凡日子的医务人员又有着什么不同? 今年的5月12日是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十周年,也是第107个国际护士节,2008年以及之后的每一个5月12日,我们无法回避创伤和无助的痛苦回忆,但更能在南丁格尔的明灯照耀下看到爱与重生的希望。再回首那段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生死救援,心里依旧感动和震撼!

跟着“牛队”,义无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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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顾奕,51病区护士长。与“牛队”一起空投耿达,翻山越岭深入尚无人前往的老鸦村。

作为护理部的骨干力量,我临危受命,赴救灾前线支援。在救灾指挥部的安排下,在时任党委副书记牛伟新队长的带领下,我们救援队一路转战,历时19天,完成了白衣战士的光荣使命。

当救灾车辆把我们送到一个叫晓坝的安置点,所到之处见到的都是受伤群众和断壁残垣。牛队长一声令下,救援队迅速投入战斗,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很快建立了临时救治点,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伤员。

作为普外科医生的牛队长,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果断处理着每一位伤员,“这个是急腹症,赶快送医院”;“这个是复合外伤,赶紧测量生命体征,建立静脉通路,留置导尿管……”;“这个有挤压伤……”

通常晚上大家都会很晚才休息,因为需要随时待命,只要任务一下达,我们就会整装出发。5月19日晚,正准备休息的我们突然接到前方指挥部的通知,四川地区今日将有6-7级的余震,嘱咐大家带上简单的装备迅速撤离。大家背起沉重的行囊从11楼拾阶而下。我们在街心的草地上找了一块空地,大家围成一圈,女生在里面,男生在外面,享受着大地当床天空当被的感觉,队友们笑称我们是“马路天使”。

当救援队准备整装回程的前一夜,突然接到前方指挥部的通知,请求支援。牛队长主动请命,将救援队分成2支小分队,分别前往指定救灾地。我和牛队长分在一组。当我们赶到集合地时,发现交通工具竟是一架飞鹰直升机!需要前往的救灾地没有路,我们要被空降了!

伴随着直升机的轰鸣声,我们来到了叫耿达的县城。这里四面环山,唯一的路被堵死了。由于交通、通讯中断,这里的人们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系,空气中弥漫着焦虑和恐慌,我们的救助任务不仅包括生理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疏导和抚慰。

山城的居住条件和城市不一样,比较分散,每天的巡诊都要走长时间的路。牛书记总是走在最前面。当得知当地有个老鸦村至今无人前往时,牛队长的心又悬了起来。在征询了小分队队员的意见后,大家一致决定前去救援!

雨后的山路崎岖又泥泞,脚底下是深不见底的丛林,稍有不慎后果就很难想象;爬坡就像在攀岩,周围的植被根本无法成为支撑点,只要轻轻一拉就会连根拔起。坚韧的牛队硬是生生地踩出了一个个脚印,为我们的前行披荆斩棘,保驾护航。翻过了3座2000多米的高山,终于来到了这个等待中的村落,村民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我们给他们带去了希望!

5月28日,我所在的病房成为了我院唯一一个收治四川伤员的爱心病房。伤员中有年逾八旬、和亲人们失去联系的李阿婆;有因为受伤而失语和瘫痪的滕女士;更有要永远承受失腿之痛的欧先生……护理部的同仁们一起帮助伤员们寻找亲人,帮助他们恢复信心,让他们从灾难的阴影里尽快走出。精心的治疗和护理使伤员们得以康复,最终将他们一一送上了回家的列车。伤员们的表扬信里透着对她们的感激和信任。

十年间,住房层层而起,道路整齐划一,汶川的面貌已焕然一新,地震留下的伤痛似乎正在慢慢褪去,只有温情留在心间。

这个故事,不仅仅和“爱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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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芳,中山医院麻醉科医生。2008年,27岁的她是中山医院赴汶川医疗队中年纪最小的队员。

看到我们官微的推文,才惊觉距离那段岁月已然有10年之久了。2008年5月12日,是的,那是全中国人民都无法忘记的日子,我们都在努力抹去它带来的伤痛。虽然在那里经历的人和事都已经渐渐淡去,但是,留下的些许画面和片段却时不时会撩拨内心最温柔的所在。

10年前那个5月12日,我接到爸爸的电话,他说武汉的伯伯那里地震了,幸好一家平安,随后聊了几句家常就挂了电话。第二天清晨,接到了仓静老师的电话,她告诉我科室决定派我去汶川参加医疗救助。电话里,她说如果有困难尽管说,她去!我第一次“不礼貌”地随即打断我视为亲人的麻醉生涯的启蒙老师,我告诉她,当然我去。去医院打包必要的物资,回家打包自己的物品。最后我给爸妈打了电话。话筒里是妈妈焦急的声音,虽然爸爸安慰妈妈,说姑姑当年也支援了唐山一年,但是我知道他还是很担心。

到了灾区,我们驻扎在绵阳的小坝村,自己搭帐篷,建起医疗救助站,和当地灾民们成了邻居。那是春末夏初的日子,白天太阳炙热,穿着厚厚的全封闭式救援服,我们汗流浃背;夜间山里的湿气浸入骨髓,我们席地而眠。回家以后我低烧了很久,很多战友都有这样的经历。

平时,医疗队的主要工作是分流伤者,并给当地居民提供基本的医疗咨询和帮助。直到那一天,堰塞湖溃堤的消息传来,一波一波的幸存者涌来。他们向我们讲述,泥石流在身后“穷追猛赶”,身边的亲友越来越少。幸存者人群中有一个中年男子,用竹凳背着一个妇女,那是他媳妇。男子常年在外打工,听闻家乡地震,联系不到媳妇,急匆匆地赶回,冒着堰塞湖决堤的危险直奔老家,从废墟里把她挖出来。当时她奄奄一息,男子和年轻的老乡们一起轮流把她背下山。我们没时间唏嘘太多,给他媳妇简单的补液、检查生命体征平稳后,就送往县医院去了。

晚间我们还会坚持轮流值班,哪怕来就医的患者并不多,哪怕只是处理皮外伤,蚊虫叮咬之类的小病。记忆里抹不去的是记忆里那盏温暖的“小桔灯”:一起轮班的陈增淦大哥,雨中打着伞,拿着小手电,为我照亮夜间来回奔波的路。

一周后,第一批队员返回上海,而我继续留在小坝,加入了其他医疗队,进入灾民安置点成为流动医疗队。那个时候余震越来越少,只有少量急救任务,宣传基本防疫知识成为主要任务。这样我和当地人有了更多更近距离的接触。我看到灾后心理辅导组织带着孩子们嬉戏;看到成都救援组织就地搭起炉灶,开启了“大食堂”,终于又有了炊烟缭绕。孩子们带着我认识了树上的核桃,那是第一次我见到了核桃原始的模样。

期间我回绵阳整修一天,接到钟鸣医生电话:他完成任务返沪,但出来的路仍旧一直在塌方,电话里偶尔会传来碎石的声响,说的是什么现在记不真切了,应该是大家都要注意安全,互道珍重之类的吧。彼时招待所的电视里循环播放着那首歌——《生死不离》,我又想起了那些冒着险情返回家乡寻找亲人的人们,那个中年男子,那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还有那些模糊的面容和背影。以至于很久以后每每听见这首歌都泪如雨下。

两周的任务结束以后返沪,最感动的是听说院领导和同事们得知我们没有飞机返回时如何寝食难安到处奔波。

十年弹指间过去,虽然之前汶川救灾的经历在我看来只是一个行医的经历,历时也短,最撕心裂肺处也并没有触及,但是在我整个人生里其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它于无形之中教会了我尊重生命,教会了我不放弃,教会了我坚持,教会了我爱和被爱,教会了我永远向前看。

十年了,唯愿天灾不再来,而爱永存。

那场灾难让我学会了珍惜,学会了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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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东莉,大手术室护士长。她深入汶川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三江乡,

是三江乡一百多人救援队中唯一的女性。

转眼间,汶川地震已过十年,可那些记忆里的东西始终让人抹不去。记得接到救灾命令时,医院以最快的速度组织了医疗队,作为一名手术室的护士,我很荣幸参加了这支医疗队。繁忙的物资准备后,我们便匆匆踏上了征途。医疗队21人中,有8名女队员。

到达震区后,韦烨、钟鸣、陈增淦三名医生与我组成了一个小组。2008年5月27日那天中午,韦烨、陈增淦和我三人刚巡村回到驻地,一位姑娘心急火燎地说她的爷爷情况不太好,我们三人听了没顾得上喝一口水,就随姑娘进村。

草坪村,是离驻地最远,也是道路最难走的一个村,我们三人一路上连跑带爬,大约两个多小时好不容易赶到了病人家中。在一间黑暗破旧半塌的房子里,看到一位奄奄一息的老人,经过韦烨医生诊断为消化道溃疡出血伴穿孔,并且已经中度昏迷。情况危急,我们在紧急处理后,决定把病人抬出去救治。

在村民的帮助下,大家迅速扎了一个滑杆,抬起老人向三江小学驻地进发,一路上,我们怕阳光太烈,用阳伞遮住病人,不断地观察病情,为了一到驻地就能救治,韦烨医生派我先行到驻地,准备救治物品。说实话,我一个人在山道上行走,心里有点害怕,可是一想到还有病人要等着抢救,我的胆子就大了起来!

凭着自己的记忆,我绕过了泥石流坍塌的路段,从河流里淌水而过,用了1个多小时就返回了驻地,并立即与当地卫生站沟通,准备急救物品,找齐开通静脉通道用物,开始寻找气囊导尿管,可是,找遍了卫生站也没有。我突然看到了吸氧管,好吧,就拿它替代,可是胃管咋办呢?正在冥想中,病人已经到达,韦烨医生立即吩咐我开通静脉,

给予补液,留置导尿,可是导尿管有了,润滑剂没有咋办?我又拿来了食用油做润滑剂,顺利导尿成功。由于已无可用来替代的材料,对于需要留置的胃管,我彻底束手无措了。猛然间,我抬头看着补液一滴滴地滴入病人手臂,顿觉眼前一亮——可以利用输液皮条自己做根临时胃管!这一主意得到了韦烨医生和陈增淦医生的同意,于是,我们把补液皮条的滴管处剪了,把长的那段皮条剪几个侧孔,便成了简易胃管。在韦烨及陈增淦医生的配合下,胃管顺利插入,整个救助时间大约是15分钟,我们三人一直守着病人,直到救护车的到来。

送走了病人已是天黑,这时才意识到肚子已经饿了许久了,我到帐篷里找吃的,只有一块压缩饼干,我们三人分着吃,不知道是饿了,还是心里欣慰,那一块压缩饼干意外得好吃……

那场灾难让我学会了珍惜,学会了相助,懂得了可贵。现在虽已过去十年,但那份热情依然还在。如果国家还需要我们,相信我们这支医疗队依旧是最棒的!